“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探索超导体、开展超导机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认为，“如果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持之以恒做一件事，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赵忠贤1976年起一直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因对液氮温区超导体研究的贡献，于1987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1989年、2013年，他领衔的科研团队先后摘得代表基础研究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其中，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连续三年空缺之后首次授奖，它离不开赵忠贤科研团队20多年的坚持与积累，经历一次次失败，终于发现转变温度40K以上，也就是高于-233℃的铁基超导体(0K为绝对零度，是宇宙中低温极限的-273℃。K与℃的换算公式为K的数值减273所得值，如40K=40-273即-233℃)，从而打破了传统理论计算断定的超导体临界温度极值。
　　赵忠贤介绍说，超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超导电性的简称，指当某种材料处于一定的温度等条件下，电流可以在其中无阻地流动，具备这种特性的材料叫超导体。物理学家麦克米兰根据传统理论计算推断，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超过40K，这个温度被称为麦克米兰极限温度。
　　1986年，欧洲科学家发现了35K铜氧化物超导体。很快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将铜氧化物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提升到液氮温区以上，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使其成为高温超导体。
　　基于多年的积累，赵忠贤领衔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在随后20多年里通过坚持与努力，产出铁基超导一大批研究成果：首先发现转变温度4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发现一系列转变温度在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55K的世界纪录……
　　国际上，先后有5次10人因为在超导领域的重大研究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赵忠贤对此非常清醒和淡定，他说：“得什么奖不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科学研究是一个水到渠成、水涨船高的过程。你有一批人找对了方向，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努力，总会获得有益于人类的发现。”
　　为什么能一辈子坚持只做超导一件事？赵忠贤说，能有机会将生计和兴趣结合起来，“这是人生的一种理想选择”。他笑言是自己运气好，很幸运地实现了这种理想的选择，更幸运的是在开展超导研究过程中，又拥有一批很好的合作伙伴，“没有好的合作者，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中国超导研究虽然比国外晚了50年，但通过几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在超导研究领域已“今非昔比”，目前稳居世界一流水平，处于国际前列。赵忠贤称，磨刀不误砍柴功。中国科学家在超导领域持续研究积累，必定会产生突破。“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在超导领域做最原创性贡献的条件了”。
　　今年已年逾七旬的赵院士坦言，如今不可能跟年轻人一样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他现在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在超导领域帮助凝炼方向，促进大家提出超导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二是营造宽松环境，充分发挥年轻科研人员的创造性。“一个国家科技真正强大起来的标志，就是在科研领域上有国际认可的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只有中国科学家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被国际同行广泛认可，这才是真正发挥中国科技引领作用的时候”。
　　谈到科学精神，赵忠贤认为必须遵循两条——“按科学规律办事”和“追求真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每天都在逼近真理，这是每位热爱科学的个人最幸福的事情”。针对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的现状，他告诫年轻科研人员“不要太功利，要潇洒一些”、“既要解放思想，又要脚踏实地”。
　　咬定“超导”不放松的赵忠贤院士提出，对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及铁基超导体的微观机理的了解，会极大推动凝聚态物理学的新发展。同时，一旦发现更适于应用或具有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便可能像集成电路那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他表示，超导研究已经在中国“土壤”深深扎根，“如果有一天，超导又有新的突破，我相信一定有中国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