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贤：我做研究真的从来没想过拿奖，做科学研究实际是在为人类的文明添砖加瓦，就加上一滴水，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第二是满足国家科技发展的需求。

　　年过八旬的赵忠贤，常跟老朋友说，如今给年轻人也就是“只出出主意”，可心里对超导研究的惦记一点都瞒不了人。只要有空，实验室仍然是他最常光顾的地方。

　　赵忠贤：用激光做大面积超导薄膜设备，我们自己解决了。至少是应该说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不受它限制的影响……

　　看着实验室里先进的设备，赵忠贤打心眼里高兴。当年实验设备都买不到的滋味，他至今记在心里。

　　赵忠贤：当时我们要买一种激光的镀膜设备，国外就是不卖给我们，就算卡脖子。后来我们下决心自己造，根据我们以前所有的积累，自己造，成功了。所以现在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一排的设备，基本上都是我们国产化的设备来做高温超导薄膜。

　　197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回国后不久，赵忠贤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开始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一年后，他就发表文章，挑战由经典理论推导出的麦克米兰极限，当时不少人都说“赵忠贤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1977年赵忠贤在物理所

　　“胆大”的赵忠贤那年36岁，全然不顾这些话，一心只想证明自己不是空想。他们当年的实验设备到底有多差？团队的人总结了四个字：土得掉渣。

　　赵忠贤：当时干劲很足，但条件确实非常差，我们自己绕个炉子烧样品。临界温度高了以后，原来的测量系统就要进行改造，好多设备都是自己现做的。那时夜里不睡觉，困了就在椅子旁边靠会，有事叫起来再继续干。

　　超导是当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电阻突然消失的材料，在信息通讯、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巨大应用潜力。在赵忠贤看来，这个奇妙的现象本身就充满吸引力。

　　赵忠贤：小孩去看超导的时候，都很有兴趣，因为它电阻为0。这个现象很奇妙，你想想它电阻为0，就得想办法用它；如果想办法用它，背后就有一个很强大的服务于社会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一直在做超导研究。

　　1911年人类首次发现超导，中国超导研究起步时，就已经落后了50年。赵忠贤和他的团队就用那些修了坏，坏了修的简陋设备，奋力追赶。

　　赵忠贤：一个对科学的激情，一个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我认为这两个都需要有。你在任何时候都觉得条件还不够好，但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条件想办法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整整十年，数据测算了一遍又一遍，气温气压调了千万次，还是失败连着失败。一拨又一拨的人心灰意冷地散去，或转了研究方向，或下海经商，实验室都不得不解散。不少同行好奇：冷板凳上坐了十年，赵忠贤靠什么支撑？

　　赵忠贤：如果你喜欢这个研究，别人看是在坐冷板凳，你看就不是。比如说我在干活，大家觉得好像一个人很孤独的，好像也不风光。只要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你喜欢的，冷板凳就不算“冷”了。

　　十载春秋，终有回响。1986年底，赵忠贤团队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颠覆被奉为圭臬的麦克米兰极限。

　　赵忠贤：我们做到了48k的超导性，同时观察到了70k的迹象，接着我们在通过钇，取代镧。然后做到了93k，也就是液氮温度超导体。那段时间，日日夜夜地就做这件事。最终做到液氮温度，这不就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梦想吗？

　　这一研究结果让世界物理学界为之震动，“北京的赵”一“战”成名。

    1987年，赵忠贤代表小组在美国物理年会上作报告

　　1987年，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临时增加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专门会议”，只能容纳1000人的大厅挤进了3000人侧耳聆听。报告从晚上19点30分开始，一直讲到凌晨3点15。46岁的中国科学家赵忠贤是当晚51名报告人中，最耀眼的五个“特别报告人”之一。

　　赵忠贤：只有五个是特约报告，其他人都是每个人讲五分钟，（最后）一直讲到早晨3点。

　　结束轰动世界的报告回国，赵忠贤一回到家，脱下西装，换上夹克，蹬上三轮就去给家里买蜂窝煤。一时间，院士蹬板车传为美谈。赵忠贤知道后乐呵呵地说：院士就不烧蜂窝煤了？

　　赵忠贤：说国外开会，你那个报告说你很神奇，到家来了，没蜂窝煤了，那你怎么办？必须你自己去蹬板车。正好我在美国买了一个照相机，儿子拿了以后说来试试看好用不好用，我一蹬板车，他一按就按下来，照片就出来了。

　　科研的路，没有尽头。赵忠贤对他的学生说，超导体有几千种，不断寻找到更好的材料，是我们的使命。

　　赵忠贤：我们通过一番努力，也许没有得到重大的结果，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后人，给下一代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发展。

    2014年-在2008年制备铁基超导体的压机旁

　　埋头寻找到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再次迎来新突破。这次，他们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赵忠贤：铁基超导体让我们整个的队伍，受了一次实战训练，让我们思想进一步解放，对于探索新的超导体，又增强了信心。

　　和学生在一起做研究的日子，赵忠贤也常会想起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日子。他一直忘不了，一到冬天，教室里冷得让人打哆嗦，讲台上的先生就吆喝着大家一起跺脚取暖；也记得张宗燧先生，再冷的天，常能讲出一身汗。讲到兴奋时，脱掉蹭满粉笔灰的毛衣，大冬天穿着衬衫讲。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忘当年先生们的教导：安心为国家做贡献。

　　赵忠贤：给我们上课的有严济慈，力学系上课的是钱学森，给数学系上课的是华罗庚。他们上课的时候不管教学大纲，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科大的力学系的第一届学生到了暑期毕业，钱学森是系主任，说他们的基础还没打好，晚毕业半年，再补基础。我们当时没想太多，就是要好好学习，科学上能够老老实实干事情。

　　耄耋之年，赵忠贤偶尔还是会感慨一句，要是当年有现在1%的条件，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研究了一辈子超导，赵忠贤深知，我们的研究既有长板，也有短板，中国超导的未来，还需要年轻一代继续坐好冷板凳，寻找新突破。

　　赵忠贤：要推动超导的应用，我认为现在比如说建立通过一个高温超导磁体的项目，能够把相关的超导材料和在应用中的一些相关技术、一些核心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以后，可以在能源、健康、信息各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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